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仅2022年到2023年的两年间，全国普通小学（包含教学点）就减少了1万多所，其中乡村学校占了绝大多数。那些曾承载着几代人童年记忆的地方，正悄然改变着模样，曾经“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也随乡村学校的陆续撤并逐渐改变。
回溯21世纪之初，我国也曾经历过一轮大规模的乡村学校撤并，随之而来出现的是家庭负担加重、上下学安全隐患增加等问题。如今，当新一轮撤并再次出现，相似的担忧与新的困惑交织在一起，让这场关于乡村学校去留的讨论也愈发复杂。
乡村学校的“撤”与“留”，到底该如何权衡？这不仅是学校布局的调整，更关乎每个乡村孩子的上学路，关乎教育公平和乡村教育的未来走向。
村庄里，那些消失的学校
小罗妈妈是祁东县风石堰镇庙湾小学的一名教师，自1992年起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在她眼中，这所以砖瓦结构为主的乡村小学“谈不上优美”，教室的墙壁有些斑驳，操场也只是简单硬化过。但就是这样一所条件普通的学校，承载了她9年的教学生涯。出于离家近、方便兼顾工作与家庭的考虑，她后来也让女儿小罗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求学时光。校园里的老槐树、课间的嬉闹声，都成了母女俩共同的记忆。
2022年的一天，小罗妈妈轻声告诉女儿，庙湾小学已被正式撤并。这个消息让小罗心里一阵怅然，那个装满了她童年欢笑的母校，就这样消失了。
其实，像庙湾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被撤并，近年来并非孤立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80后、90后都有类似的感触，他们小学时就读的乡村学校，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一名受访者感慨道：“这两年明显能感觉到乡村的中小学校在减少。以前村里都有小学，我们背着书包走不远的路就到了。现在学生基本都集中到镇上或县城里的中心学校了。”
大家的感受在数据上得到了清晰印证。根据教育部年度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22年全国普通小学数量为14.91万所，较上年减少5162所，降幅达3.35%；小学教学点也减少了6690个，仅剩7.69万个。到了2023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较上年减少2.02万所，其中普通小学数量降至14.35万所，比上年减少5600所。
在这些减少的学校中，被撤并的乡村学校占了绝大多数。如此大规模的乡村学校撤并，很快成为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记者在浏览网友的评论时发现，大家的观点呈现出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网友表示理解和支持，认为“撤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不少网友忧心忡忡，担心这轮乡村学校撤并，会不会像21世纪初那轮撤并一样，引发一系列教育、社会问题。
而21世纪初的那轮乡村学校撤并，要从2001年开始讲起。
2001年，随着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增加、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各地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对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进行适当合并。
《决定》中虽然明确提出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但政策下达之后，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接下来的10年，我国的乡村学校开启了大规模的“撤并潮”。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1年，我国乡村小学有41万多所，到2011年减少到近17万所，10年间减少了24万多所，减少率为59.38%。乡村教学点由2001年的11万多个，减少到2011年的6万多个，减少了近5万个，减少率为44.78%。
由于撤并的幅度和速度过大，一些问题随之暴露出来，集中体现在学生安全、教育资源分配和家庭负担三方面。
在安全问题上，撤并后，学生上学路程普遍变远，很多学生需要徒步3至5公里才能上学。又因为当时农村正规校车覆盖率低，大量学生被迫搭乘三轮车、报废车等“黑校车”，超载现象普遍，交通事故频发。
过快的撤并也使得教育资源陷入“两极化困境”。一方面，桌椅、多媒体设备等资源长期被闲置、浪费；另一方面，接收校超负荷运转，班额严重超标，七八十个学生挤在一间教室上课的现象常常发生。寄宿制学校条件也让人担忧，多数学校缺乏热水、浴室，冬季取暖难以保障。
尤为突出的是，不能就近入学加剧了家庭经济负担：学生年均需额外支出交通费与食宿费，选择陪读的家庭还得承担房租开销。这对于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下面的一组数据可以更直观感受——
2012年5月至8月，国家审计署针对1185个县（市、区）2006年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组织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在审计走访的学生中，有7.2万名走读生年人均交通费839元，较布局调整前增加390元，其中1.25万人交通费占家庭年收入10%以上；19.99万名寄宿生年人均食宿费1658元，3.36万人食宿费占家庭年收入30%以上；3.28万名校外陪读学生年人均费用8046元，占家庭年收入36%。
受此影响，一些地区学生实际辍学人数上升幅度较大，在审计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学校里，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增加了1.1倍。
正因为如此，群众对暂缓撤并和就近入学的呼声越来越大。
政府也在总结反思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造成的入学困难，以及地方在学校撤并过程中因操作不规范、保障不到位而影响农村教育健康发展的问题。
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范，提出了更加明细的要求。
《意见》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需保障学生就近上学，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严格撤并条件，优先保障就近上学需求，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同时强调，乡村学校撤并需规范程序，严格履行方案制订、论证、公示、报批等流程，通过听证会等途径广泛听取家长、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及乡镇政府意见；要解决撤并带来的突出问题，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管理，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重视并逐步解决“大班额”问题。
《意见》出台之后，我国大规模乡村学校撤并进入放缓甚至“叫停”的阶段，一些县域明确提出“从2013年至2015年间，原则上不再进行撤并”。此后一段时期，虽然乡村小学仍处于减少的趋势，但是这一时期农村教学点却在逐渐增加（由2012年的62544个增加到2019年的84495个）。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这两类学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并进一步指出，要更加妥善处理撤并问题，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加强对这两类学校的资源与经费保障，改善教学设施与师资待遇，提升办学水平。
既然办好乡村学校是政策主要导向，那么，为何近年来乡村学校撤并现象又再度增多呢？
新一轮撤并，“新”在何处
自2020年起，全国乡村学校数量持续大幅减少，有学者将此现象定义为“新一轮撤并阶段”。关于此轮撤并原因，记者梳理学者及教育研究者的观点后，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
表面看，此轮撤并，依然是生源减少为首因。但与上一轮不同在于，这一次的生源减少，不是学生向城区集中，而是出生人口锐减，导致的入学人口急剧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起全国新生儿数量骤减，从1723万降至2023年的902万（历史低点）。这一趋势直接反映在乡村学校的生源上，诸多乡村学校招生遇冷，学生招不满是常态，有些学校甚至出现了教师数量超过学生的倒挂局面，导致大量教室、体育场等设施被闲置、浪费。在此情形下，对乡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对生源严重不足的学校进行撤并，成为各地政府避免资源浪费、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必然之举。
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乡中学的校长张艳姣，原本在城区一所学校工作，2019年响应永州市相关政策前往这所农村学校任教。学校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师生相处融洽，学生听话懂事、敬重老师；家长亦不苛求成绩，只盼孩子好好读书、学会做人、完成学业，且对老师满怀感激。
“这些纯朴的面孔，让我感觉农村没有白来。我也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把自己在城区的资源带到这里。”张艳姣说。
但从2020年起，张艳姣眼见学生一年比一年少：2020年256人，2021年232人，2022年只剩197人。这197人与学校招生巅峰时的近1000人相比，差距十分悬殊。
生源的减少还导致了学校优秀教师的流失和教学质量的下滑。
面对这样的情况，张艳姣隐隐感觉到，“学校被撤并是早晚的事情，就算不撤，可能也坚持不了两三年”。
2023年9月，石山脚乡中学正式被撤并，张艳姣被调入一所条件更好的学校任教。她坦言，“虽然还是更喜欢乡村学校一些，但乡村学校撤并是趋势，只能接受”。
在张艳姣看来，石山脚乡中学被撤并，除了生源减少，还有学校本身的问题——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实在太落后，很多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都难以开展，教育质量难以达到家长的要求。“有条件的家长，都已经把孩子转入条件更好的城区学校了。”
这其实体现了新一轮撤并的第二个“新”：家长对学校撤并的接受度在增加，同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增长更为明显，然而许多乡村学校受限于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陈旧、课程设置单一等因素，难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与要求。于是，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导致了“城里挤，乡下空”的现象。
以一般的乡村小学为例，师生比常常突破1∶23的国家标准，乡村教师学历普遍低于城区教师，且英语、音乐、体育、美术及科学等专业教师普遍短缺。仅有少数学校配备多媒体教室，AI教学工具几乎空白；实验器材短缺，导致科学课“纸上谈兵”；体育器材不足，使体育活动流于形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而在教学点，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据相关统计，在中西部地区，师资配备极度匮乏。许多教学点仅有2到3名教师，且需承担多门学科教学任务，教师精力分散，教学质量无法保障。在硬件设施上，教室破旧，体育器材和图书资源几乎为零。
好的办学条件是开展优质教育的前提。要改善这些学校的条件，自然需要投入一大笔资金。然而，近年来，受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上早已捉襟见肘，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想要维持众多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正常办学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要进一步加大投资了。
这也是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的另外一大主因，即节省教育经费。但同样是节省，这轮撤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在于明确提出，要集中资源办好中心学校。
尽管政策导向明确为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推动乡村教育振兴，但各地在实施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而出于节省成本与追求办学质量的双重考量，“撤”往往是比“留”更简单有效的选择。不少教育局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也想给每个孩子都提供就近入学的机会。但很多乡村学校确实‘空心化’了，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在短时间内也上不去。保留那些学校，既浪费钱，也是对孩子、对教育不负责任”。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储朝晖看来，教育经费不足、人口减少和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只是导致学校“合并关停”的诱因，不是乡村学校撤并的充分条件——对“好学校”评价标准的过于单一，才是乡村学校被边缘化到无法生存的主因。他认为，撤点并校并非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最佳途径，应该以城乡一体化的视野与思维，在一个县域内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优化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切实推动城乡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建设。
“哪里有人，哪里就要办学校。保障村民和孩子平等享受教育权利，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就必须有小规模学校。”储朝晖在文章中如此写道。
乡村学校未来的路，到底该何去何从？
每一个农村孩子，都应被好好对待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这一轮农村中小学校的撤并与资源整合，确实是我国城镇化深化和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必然走向。但正如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及专家学者强调，即便撤并与整合有现实必然性，各地在推进中仍需周全部署，规避上一轮暴露的问题，严格贯彻“科学评估、应留必留、先建后撤、积极稳妥”原则，杜绝脱离实际、忽视民意、盲目求效的“一刀切”做法，确保决策既符合教育资源优化目标，又保障学生就近入学的权益与教育公平。
更需明确，乡村小规模学校绝非教育资源优化中的“可有可无项”，而是保障教育公平的“最后一公里”与实现教育普惠的重要基石，在制订撤并方案时，应将那些计划保留的小规模学校提质改造一并纳入整体规划，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每个乡村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
那么，在“撤”与“留”之间，该如何做好平衡呢？
洞口县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的做法值得借鉴。
洞口县原有乡村学校（含教学点）99所。经前期充分调研并广泛征求当地群众意见，该县将乡村学校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因生源、办学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确需撤并的学校，共70所；另一类为符合群众需求、经提质改造后予以保留的学校，共29所。
“对于要撤并的这70所学校，我们不仅对每一所学校都进行了调研和意见征集，还争取乡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形成了‘一校一策’。对每所要撤并的学校，也都进行了论证和公示；对于被撤并学校的学生，也进行了相应的安置，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就读于质量好、家长满意的学校。”洞口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道。
为了让撤并工作平稳落地，洞口县下足了“绣花功夫”。要求全县相关行政村都开通校车，并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将拟撤并学校学生增加的交通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有效解决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问题；为转移到新学校的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的营养餐，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贫困补助，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还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与新转入的孩子结对帮扶，定期家访，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困难和心理需求，帮助他们更快适应新环境。
“正是因为撤并前有充分沟通，撤并时有周密计划，撤并后有完善安置，洞口县70所小规模学校的撤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积极推进。家长们看到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学习，都十分开心和支持。”洞口县教育局负责人补充说。
在顺利推进学校撤并的同时，洞口县也深知保留部分乡村学校的重要性，着力让这29所“留下来”的学校焕发新活力——重点将它们打造成具有乡土特色、充满生命力的“小而美”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苗竹完全小学便是其中之一。该校是一所坐落在洞口县花古街道跃龙村的偏远乡村小学，现有学生90人，教师10人。学校不仅有美丽的操场、干净的教室，还有一间布置优美、书本充足的书屋。但几年前，学校的面貌与现在截然不同。
“当时，教学楼外没有硬化地面，到处都是泥巴瓦砾，坑洼湿滑。厨房非常简陋，烟熏火燎的原始操作环境让人难以忍受。仅有的土操场还在围墙外面，体育设施几乎为零。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破烂不堪，教育基础设施相当薄弱，根本无法满足师生安全用房的基本需要。”学校校长周美秀回忆道。
这两年，洞口县加大了对苗竹小学的资金和师资投入。学校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质，翻新了教学楼、硬化了地面、重建了厨房，还添置了篮球架、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同时，通过县域内教师调配，为学校引进了3名优秀青年教师，补充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教学力量。
在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学校也积极作为。周美秀广泛寻求爱心人士帮助，共为学校募集善款20余万元，全部用于改善教育教学环境——书屋就是用这笔善款打造的，如今已成为孩子们课后最爱的去处。
在这些条件的支持下，孩子们在学校里快乐学习、自由活动，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学校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了花古街道百姓口中“家门口的好学校”。2024年秋季学期，学校新招生人数在稳定中增加，甚至有3名外乡学生专程转入学校就读。
“乡村学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把乡村学校办好。”周美秀校长感慨道，“每一个农村孩子，都应该被我们好好对待。”
这表明，未来无论乡村学校最终是“撤”是“留”，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守护教育公平、为每个乡村孩子铺就更宽广的成长之路，始终应成为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核心宗旨和最终目标。对各地政府而言，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将城乡教育置于同一发展坐标系统筹谋，在提升教育质量与保障就近入学间精准平衡，也将是一条必行之路。
编辑：余杏 实习 莫文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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